来源：TOP创新区研究院
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利欧近期在财富全球论坛（Fortune Global Forum in Riyadh）上发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警告：
美国经济正在形成一种对顶层1%精英劳动力的“致命依赖”，
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60%正在生产力层面被“淘汰”。
美国经济
三重结构性撕裂
要理解达利欧警告的严重性，我们要把美国拆成多个“美国”来看。
达利欧所描述的，也正是一个内部已经高度分化、数据极具欺骗性的“拼合体”，这种内在的断裂，我们可以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进行观察：
第一个断裂：
生产力——问题根源
一切都要从创造财富的能力——生产力说起——这道鸿沟是所有后续问题的根源。
达利欧反复强调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
约60%的美国成年人阅读能力仅相当于或低于小学六年级水平。
也就是说，在目前这样一个由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复杂信息流驱动的现代经济体中，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在知识经济的主赛场上，几乎不具备有效的竞争资格。
这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现实：
一方面，是顶层约300万人的“超级生产者”，他们主要集中在科技、金融和高端专业服务领域，贡献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
他们不仅自身具备极高的“认知资本”，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新一轮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工智能工具极大地放大了他们的生产力边界，形成了一个“强者愈强”的正向反馈循环。
另一方面，是占劳动力主体（约60%）的庞大群体，他们的传统技能在自动化浪潮面前迅速贬值。而且由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的缺失，他们无法跨越进入新经济的门槛，其生产力增长长期停滞，对整体经济的贡献日益边缘化。
数据显示，这一技能鸿沟每年给美国造成的GDP损失高达2.2万亿美元。
达利欧将这群人描述为“在经济上越来越没用”。
虽然刺耳，但却是事实：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正在与国家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脱钩。
而这种由人力资本决定的生产力分化，也解释了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即使美国的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但普通工人的实际时薪却几乎停滞不前的现象。
第二个断裂：
财富——生产力分化的必然结果
生产力上的巨大差异，
无情地转化为财富积累上的极端不平等。
美联储的金融账户数据显示，这一趋势在后疫情时代被急剧放大——
截至2025年，美国最富有的0.1%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已经超过了最底层50%家庭财富总和的4.6倍。从2020年初到2025年中，顶层0.1%的家庭财富几乎翻了一番，而底层50%的财富增长很大程度上被创纪录的通货膨胀所吞噬。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说到：
当资本回报率（r）长期高于经济增长率（g）时，财富会不可避免地向少数拥有资本的人集中。
顶层精英的财富增长主要来源于股票、基金等金融资产的快速增值，而中下层民众的财富则主要捆绑在升值缓慢（甚至在加息周期中贬值）的房产和被通胀侵蚀的储蓄上。
更危险的是，达利欧警告说，
这种财富结构催生了的“依赖性风险”——美国经济的消费引擎，正越来越依赖顶层少数人的支出。
数据显示，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增长率远超中低收入群体。这意味着，美国经济的稳定性被捆绑在了一个极不稳定的基础上——少数富人的消费信心和他们的资产负债表。
一旦发生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导致顶层资产大幅缩水，他们的消费收缩将迅速传导至整个经济，尤其对那些依赖高端消费的服务业、奢侈品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从而引发远超其人口比例的连锁反应。
第三个断裂：
地理——经济分层的空间投射
生产力和财富的断裂，最终映射到地理空间上。
穆迪分析公司的州际经济报告为这一现象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
全美50个州中，有22个州实际上处于经济衰退，13个州增长停滞，只有16个州在维持增长。
然而，这16个州的增长也并非均衡的。
绝大部分的经济活力高度集中在少数几个“超级都市圈”，如加州的硅谷、纽约的华尔街、德克萨斯的奥斯汀等。
比如，自2019年以来，全美高达70%的AI领域风险投资都流向了旧金山湾区。
而根据世邦魏理仕（CBRE）在2025年9月发布的报告，从2024年中到2025年中，仅一年时间，美加地区拥有AI技能的科技工作者数量激增了超过50%，达到了51.7万人。而旧金山湾区、纽约和西雅图这三大都会区，就吸纳了全美35%的AI专业人才。
这些“繁荣孤岛”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资本和技术，其人均GDP和创新产出遥遥领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阔的“铁锈地带”、中西部农业州和南部农村地区，它们正在经历长期的产业空心化、人口流失和经济萎缩，成为一片“停滞海洋”。
这种地理上的经济隔离，
是美国社会和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之一。
生活在“繁荣孤岛”和“停滞海洋”中的人们，不仅经济状况天差地别，他们接触的信息、拥有的机会、信奉的价值观也日益分道扬镳。
当一个国家内部民众的经济体验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时，任何关于国家整体利益的政治共识都将变得极其脆弱，社会信任的基石随之瓦解。
历史与未来
很多人认为达利欧不是理论家，但他的分析总是“有用”，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总是将其分析框架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周期框架中。
在他看来，美国当下面临的内部断裂，
是历史上所有帝国由盛转衰的典型模式的重演。
根据他的“大周期”理论，一个帝国的衰落通常由三大力量共同驱动：
巨额的债务、剧烈的内部冲突（由财富和价值观鸿沟引发）以及强大外部对手的崛起。
达利欧的大周期理论
美国目前正完美地契合这三个条件。
超过35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已不堪重负；内部的政治极化和社会对立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在外部，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正在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三重断裂所构成的，正是一种慢性的、侵蚀国家根基的系统性风险。它使得美国经济变得异常“脆弱”和缺乏“韧性”。
一个健康的经济体，其韧性来源于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他们是消费的主体，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而当这个基石被掏空，整个经济结构就如同地基不稳的大厦，外表依然光鲜，却经不起任何重大冲击——无论是另一场金融危机、一场大规模的地缘政治冲突，还是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将失去自我修复的能力，任何外部压力都可能导致其内部矛盾的瞬间激化，甚至引发社会秩序的崩溃。
路线之争
那如何“开药方”？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与解决方案。
达利欧：“工程师”方案
达利欧的方案带有明显的务实主义和“工程师思维”色彩。
他主张绕开意识形态争论，采取“机械化”的改良措施。其核心思想是，承认并继续依赖顶层1%的创新引擎，但必须通过有效手段“抬高”底层60%的“地板”，以修复经济的平衡。
具体措施包括：与生产力指标挂钩的自动化税收激励、覆盖全国的基础技能（尤其是AI素养）再培训计划，以及鼓励劳动力向高增长地区流动的政策。他坚决反对激进的财富再分配，认为这会损害顶层精英的创新积极性，无异于“杀死会下金蛋的鹅”。
改革派：重塑权力与分配
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达利欧的诊断只触及了症状，却回避了病根。
他们认为，问题的核心不是底层民众的“技能缺陷”，而是过去四十年来，系统性的政策选择（如大幅为富人减税、放松金融监管、削弱工会力量）导致了权力和财富向上层过度集中。
因此，解决方案必须是结构性的：
推行更高额的累进税和财富税，加强对大公司的监管，重建工会力量，从而从根本上扭转资本回报远超劳动回报的局面。在他们看来，不触动顶层的既得利益，任何旨在“抬高地板”的措施都只是杯水车薪。
当然，在这两种主流观点之间，还存在着其他探索。
例如，“全民基本收入”（UBI）的倡导者，比如Sam Altman就认为，在人工智能时代，大规模的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直接向民众发放现金是维持社会稳定和基本消费需求的唯一有效途径。
而另一些偏保守派的学者则主张，问题的关键在于恢复“工作的尊严”，应通过产业政策引导制造业回流，创造更多中等技能的就业岗位，而非依赖福利体系。
但，美国经济的断裂，究竟是一个可以通过优化和改良来修复的“技术性”问题，还是一个必须通过深刻的利益调整和权力再分配才能解决的“结构性”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探究，非常有价值。
中国
理解达利欧的警告及其背后的深刻分歧，
对于中国的观察者而言，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穿透宏观数据迷雾、理解美国真实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框架。在评估美国市场、政策走向和社会稳定性时，需要摈弃单一整体的简单化思维，而采用一种“分层”和“分地域”的精细化视角。
其中，美国的“群岛经济”格局意味着投资机会和风险的高度集中。
投资于那些“繁荣孤岛”中的高科技、高增长领域可能回报丰厚，但同时也必须警惕，整个经济体的脆弱性可能随时引发系统性风险，导致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对于依赖广大中下层消费的行业，则需要对其长期增长潜力进行重新评估。
更重要的是，美国面临的挑战具有普遍性。
人工智能革命所带来的生产力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加剧技能和财富的分化。如何在一个技术加速变革的时代，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和韧性的经济社会结构，防止社会因断裂而失序，是所有国家都必须回答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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